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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钱学（第2页）

钱钟书不愿看见自己的理论著作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他只采明珠，让它们一颗颗、一条条置放一处，结结实实、内外放光。

因此，《管锥编》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立得住、传得下，在于其质量，货真价实、举一反三、包罗万象，在于它是一个取用不尽的宝库、金矿。

对此，德国学者莫妮卡说：与劳斯贝格的《文学修辞手册》、威洛克的《现代文评史》、李约翰的《中国的科学与发明》相类似，《管锥编》有双重用途，一方面它像一部电脑，储存了很多文学实例，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很多专门研究的题目，每个题目可以做成很长的论文，甚至很厚的学术专著。

就每则笔记内部而言，它也具有结构，像首尾相衔的蛇，“每段通常由一古籍的片语开始，跟着是批判性的传统解说总结，加上中外平行的片语对比，结以钱先生自己的看法，最后常回到原来开始的片语，但有了新的了解。

过程是由具体的例子通往较全面性的论点，再回到具体的例子”

。

至于《管锥编》等钱著内容上的创新性，借卡西尔的说法就是，一种观念同其它观念、力量之间的联系，比这个观念本身更重要；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见不在于发现了自由、民主、自然等观念，它们本身是古老的，而在于它将这些观念组成一种新的关系网络，赋以新的分量。

考究其原因，我认为就在于一切真智慧（某个观念）不同于别的，它不会过时，也没有发展、创新，不需要发展、创新。

有待发展、创新的，的确就剩下寻求它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路径或方式，使它处于“新的关系网络”

中了。

《管锥编》等著作的创造性就可以用上面的话来表述。

从我们的分析可见，蒋寅的如下说法十分片面：“钱钟书的学问方式是非常古典的，他不仅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甚至也很不乐于遵循日益发展的当代学术范式，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惟一的不同就是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有材料有结论，推独缺少分析、论证过程。

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们与当代学术范式的差别和距离。”

“钱钟书的学问是非常个人化的，他的成就主要是知识积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上既无建树，也不抱关心。”

至于认为“钱学”

不够博大，构不成一门学问诸类的意见，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识其大者得其大，识其小者得其小”

。

钱先生的见解像王国维那样，一直是“以少少许胜许许多的”

。

比如他对比喻的研究，如果前后贯通，我们就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

。

钱先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引用卡莱尔的话说：“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为思想之皮肉。

比喻则其筋络。”

卡氏只强调了比喻作为“筋络”

的“隐”

的一面，对其“显”

的一面没有留意。

比喻之功如衣服：比喻使文意合而不露，托物寓志，恍惚跃如，衣服裹住人体．身体从衣服下隐隐托出，二者在此上一致；比喻句文辞焕然斐然，引人神飞意开，衣服则五色鲜明，夺人眼目，二者同样在突出、彰显自己。

所以，比喻“要直接参与形象的创造，风物的描写，意境的构成，情感的变化，不仅给人以‘蹙金结绣，的‘翰藻’美，而且给人以‘埋没意绪’的‘沉思’感，修辞之‘焕乎斐然’与意蕴之‘恍兮跃如’是比物此志的”

。

象征和寓意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比喻，只不过是“尽量展开和延伸的比喻”

。

比喻根源于想象、情感，鉴赏根源于移情、人化（人的对象化）。

而作为辞藻特色的比喻，在超越所比较的两个东西以后就达到了鉴赏范畴的兼融化合，它追求一种实在的境界，也追求一种超越的境界。

对禅宗、佛典研究后钱先生还发现：“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例如中庸的‘中’，潜意识的‘潜’等等。

假如我们从修辞学的立场研究这些比喻的确切性，也许对思辨有些小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