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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然而，就在魏征死后仅只三个月时，就因一桩被人揭发的谋反案牵涉其中。

李世民对这面“镜子”

顿时产生了怀疑，联想到他生前的多次直言犯上，潜意识里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莫名怒火，不仅“手停婚诏”

，公主不再嫁往魏家，还砸毁了他亲手撰写的魏征墓碑。

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幸其事发觉于征已死之后，否则必与张亮、侯君集同受诛戮，停婚仆碑犹是薄惩也。”

谏官魏征如果不是早死三个月，谁也不能担保他能寿终正寝。

没有权力制约权力，仅以诤谏的方式约束统治者内心深处的“人性之恶”

，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

魏征一死，唐太宗更是听不进逆耳之言了，他的思想、行为都开始退坡下滑。

不再以民生为重，骄傲自满，好大喜功；生活上也抛弃了过去的节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最为严重的，是他步隋炀帝之后尘，劳师远征进攻高丽，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

中国的皇帝大都是一些半截子英雄，这是封建政体决定了一种“宿命”

。

有唐一代，要数唐玄宗李隆基最为突出，前半世改革弊政，出现了开元中兴的大好局面；后半生以安史之乱为转折，使得整个唐朝也开始由盛到衰。

李世民虽然没有李隆基那么严重，但也有点“虎头蛇尾”

的味道。

隋炀帝三伐高丽损失惨重，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

唐太宗吸取前朝教训，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友好往来，他们都向唐朝纳贡。

三国相互间虽不断征伐，但唐太宗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轻易介入朝鲜内争，只是派遣使节调停。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10）

贞观十七年九月，新罗使臣向李世民报告：百济与高丽联合，切断了新罗与大唐间的贸易通道。

李世民派员调解、警告不成，为使小小蛮国知道大唐天子之威，断然下诏亲征高丽。

战争之初，唐军攻克了不少城池，却受阻于安市城下，损失惨重，“六旬不能克”

。

冬天一到，天寒地冷，唐太宗只好下令退兵，无功而返。

几乎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李世民却在晚年“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

，通过一次败仗来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不亦悲夫！

只有这时，他才想起了魏征，不禁悔恨地说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马上恢复了魏征的名誉，并为他重立墓碑。

其实，房玄龄死前曾为此上过一份遗表，大意是说朝鲜内乱不干唐朝之事，如果劳师动众，只能是内为亡国之主隋炀帝报仇，外为新罗小国雪恨，可谓师出无名，即使取胜，也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

。

然而，唐太宗压根儿就听不进去。

没有强制约束，此时的进谏已成一纸空文，只有帝王那不可捉摸的个人好恶与感情倾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唐太宗的半截子英雄，东征高丽失误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