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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3页）

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说：“我要到工厂去工作。”

当时主席劝我：“你不要这样想。”

一个是我还同主席讲过：“看样子，我马上要变成神经病了，请派飞机把我送到莫斯科去，华东的工作我不能担任了，要改变一下。”

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是感到自己错了，又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想看看中央对我的态度。

陈毅：我1952年8月到北京，1953年1月4日毛主席要我去看关于山东新“三反”

的电报。

当时我曾问饶漱石的病怎么样？毛主席说：“饶漱石的病很重，跑到我这里来闹了几个钟头。

现在这个人我都不能讲他，我都不能批评他了。”

当时听了，我没作声。

那时，饶漱石是有些病态。

有人说他完全没有病，这个话也不公道。

不过这个病跟政治病加在一起就更严重了。

###：饶漱石跟主席讲话那时是有病态。

十三、高饶案情大白（2）

这是1954年2月13日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部分发言摘录。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谭震林、张鼎丞、饶漱石、邓子恢、刘晓、曾镜冰、魏文伯、方毅、金明、赖传珠、刘长胜、安子文、龚子荣、李楚离、钱瑛、赖若愚、胡耀邦、章蕴、习仲勋、向明、曾山、###、陈毅，本来应该出席的还有张云逸、邓小平、粟裕，那天因事请假未出席，一共26人。

这次座谈会是相当民主的，大家可以揭发饶漱石的问题，饶漱石认为有不对的地方，可以解释答辩，决不强加于人。

由此可见，饶漱石得的主要是政治病，思想病，自己疑神疑鬼，闹政治情绪。

后来中央任命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长，说明中央还是信任他的，继续对他委以重任。

他再次变得神气活现起来，眼也不跳了，头也不痛了，到处颐指气使，又活脱脱一个从前那样得意忘形的饶漱石。

他去中央组织部担任部长以后，在那里大玩权术，结党营私，最终发展到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落得极为可耻的下场。

这是后话。

1953年这一年陈毅很忙，不但华东和上海的事情应接不暇，还几次去北京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和列席全国政协的会议，真是忙得马不停蹄。

但是少了饶漱石的某些掣肘，他干得十分痛快。

这年12月，陈毅应召赴京出席全国军事会议。

12月4日8时许，火车驶抵北京前门火车站。

刚刚踏上车站月台，前来接站的人说：先别去下榻的招待所，中央有通知，直接去中南海西楼开会。

一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厅，陈毅不禁眼睛一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济济一堂，旅途的疲劳早已不翼而飞。

陈毅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会议活动中，认真听取每个人的发言，认真参加每一项议程的讨论，看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疲惫的神色，直至深夜近12时才回到旅舍。

这天的会议通过了这次全国军事会议的方针，听取了毛泽东有关开好这次会议的讲话。

陈毅认为，毛泽东讲话中指出的要结合实际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意见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必须毫不含糊地贯彻执行，过去靠这个打败了蒋介石，今后还得靠这个建设军队，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陈毅到北京的第四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毛泽东约他当晚到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新改建的玉泉山别墅去谈话。

毛泽东一如平日那样无拘无束，随意自然。

他首先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随后又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问题。

陈毅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自己的见解，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听后指出两点：一、过去的革命只注意解决民主与封建问题，没来得及解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这个问题得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二、经过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等运动，人民群众中间和干部中间资本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不及时解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问题，不提倡社会主义，任由资本主义泛滥，到头来这个狂潮将引起党的变质，引起国家改变颜色，决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