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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怜地，孤零零地，数百年来伫立在千万人的唾液之中。

改朝换代之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从顺治到乾隆，与隆庆皇帝息息相通，巩固和加重着严嵩的罪名，让他们的“前辈”

嘉靖皇帝继续逃脱干系。

至于沈炼、杨继盛，虽然对他们不应有超越其时代的苛求，却也不得不指出，他们那样激烈地指责严嵩，客观上对嘉靖实有开脱的作用，是另一种“逢君之恶”

。

说实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这种行为历来副作用极大，对历史真相的掩盖非常严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疑点，即由此而生。

离今天不太远，就有李鸿章这样一个例子。

李背负着近代史头号“卖国贼”

的骂名几近百年，直到近一二十年人们才意识到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李合肥有此境遇，当初言路上一班只忠于清室和皇权、不忠于时代和真理的所谓“清流”

们，难辞其咎。

当李鸿章左支右绌、补苴罅漏之际，这些人只会唱高调，用空洞的口号抬高自己，通过损毁实干者，来掩护将天下窃为一己之私、拒绝站到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实行改革的满清统治者———示弱讨好洋人的是李鸿章，丧权辱国的是李鸿章，似乎将李鸿章从地球上抹去，中国的危机霎时便可迎刃而解。

这些所谓的“爱国者”

，其实是说着漂亮废话的误国者。

嘉靖：万岁，陛下（33）

当然，严嵩和李鸿章不同。

对李鸿章，有个重新评价的问题；对严嵩，则无此必要。

但有一点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亦即，不将严嵩之为“奸臣”

的真相揭露出来，就是放跑和掩护真正的罪魁祸首。

严嵩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严嵩，一大半“功劳”

要归于嘉靖。

严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他是原来就坏，还是慢慢变坏的？在明清官方一致坚持他为“权奸”

的舆论之下，找到很多与此不同的描述不太可能了，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罪惟录》载有一句崇祯末年大学士黄景昉的评论：“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

此话虽然首先把屁股坐在官方立场上，把严嵩的动机说成“沽誉”

，但没有掩盖严嵩尊重人才这一事实。

偶也有人，涉及严嵩时有什么说什么，而不藏头露尾。

天启年间大学士朱国桢指出：“分宜大宗伯【礼部尚书】以前极有声【声誉】，不但诗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铮铮。

钤山隐居九年，谁人做得？大司成【国子监祭酒，即国立大学校长】分馔，士子至今称之。”

｛74｝不单说他口碑不错，还说他确实品格正派（并非别人受蒙蔽），以致可以用“铮铮”

形容。

这个朱国桢，原来也极憎恶严嵩：“分宜之恶，谭【谈】者以为古今罕俪”

，但他去了江西之后，却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严嵩老家，当地人一直对他抱有好感，几十年过去了“江右【江西】人尚有余思，袁【袁州，分宜县隶属袁州府】人尤甚。

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乡评亦自有不同处”

。

｛75｝

严嵩在故乡的好名声，朱国桢是“问而亲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