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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钱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

第一天兑现者有2　000多人，第二天仍不减少。

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来应该休息，银行为了应付兑现，仍然照常开门，来者不拒，并登报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兑现者人数减到400人。

第四天是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而兑现者只有100多人了。

到19日，再无挤兑者。

经此一役，宋汉章、张公权声名大振，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把两人称许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是两个“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

。

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居然敢公开抵制政府法令，而后者居然无可奈何，中央政权的羸弱可以想见。

这场风暴过去之后，中行上海分行的声誉骤然提高。

有钱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钱存入中行，中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挤兑之前大为增加。

“抗令”

一役大胜后，张公权乘势而进，开始大胆谋求中国银行的民营化。

1917年，袁世凯称帝未遂身死，皖系北洋军阀段祺瑞组织新内阁，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

在他的全力支持下，张公权着手修改中国银行的“则例”

。

当时的中行资本额为6　000万元，官商股份各占一半，然而，人事任命全由政府决定，商股股东毫无发言权。

1917年11月，张公权提出修订公司“则例”

，主要修正两条：一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总裁、副总裁必须从选举产生的董事中选拔，这就把银行的领导权从政府手中巧妙转移了出来；二是扩大招募商股，实现股本的民营化。

张公权被推选为中行唯一的副总裁，他拒绝到“权力旋涡”

的北京上任，常年驻守上海，使中国银行的业务运作日渐南移，实际成了独立的局面。

在其后的几年里，北洋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先后通过抽资、变卖和抵押的方式缩小股份。

商股则三次扩募，到1922年，民营资本已占股本总额的，昔日的中央银行竟然就此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

在张公权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资本额最高的银行，其资本额一度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5强。

他日后很自豪地说：“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海关、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亦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在上海金融市场，足以与外国银行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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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作为抵抗的商业（8）

如果说荣家兄弟和张公权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话，那么，范旭东（1883…1945）式的崛起则显得更加珍贵。

1914年冬天，31岁的青年人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

这里的海滩边盐坨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

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

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这是一个外表温和而内心倔犟的湖南人，他的兄长范源濂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

世家渊源原本让他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他却甘心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辛的民族工业。

早年，他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

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

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

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制作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

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