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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的观念。

回到家乡，蔡同学下定决心：不做商人，要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同志学习。

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何应瑞，何应钦的四弟）一起合办茶场、试验改良茶种。

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新型经济作物”

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

从理论上讲，这个思路是可取的（事实上，蔡式超当年试办茶场的湄潭，现在已经成为茶叶生产基地）。

然而，在当时，蔡式超的办法却行不通。

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这里却战事频繁。

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

接着，何应钦去了广州、何辑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没有了靠山，只好关门大吉。

当不成农场主，于是改当工厂主。

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

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

接着又办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

。

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

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于是蔡老板不计成本、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

没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光了。

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

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虽然国军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可后来就不行了。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象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

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经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

什么的，好象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

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

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

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

，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

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

，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

。

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

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