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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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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注2，第244页。

1931年夏，从国内传来宋太夫人病重的消息。

7月23日，宋太夫人在青岛——因避暑从上海移住在这一滨海城市——病逝。

庆龄动身回国并邀胡兰畦同行作伴。

她答应胡，将来不论她要在国内找工作或仍回柏林继续学习，她都会帮助她。

胡向柏林的党小组汇报请示，得到批准。

但她从中国回柏林后却被党组织开除了。

她记述道：

“早在我陪宋庆龄先生回国之前，我就发现：我们＇德共华语支部＇柏林小组内有少数同志当时很信奉宣扬‘左’倾立三路线的文章。

他们……盲目轻视一切非共产党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对当时也在德国的宋庆龄先生不理解。

总认为她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大官。

个别同志甚至还说些无聊的话。

这使我非常气愤。

因为我在国内、在柏林和陪宋先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都曾亲自见闻，无论是我们党内的重要领导同志，还是德共中央、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在言谈行动中，对孙先生都充满着敬意……因此就常常据理与他们争论……他们也因此对我极端不满。

个别同志甚至……说我为宋先生说话，是有封建意识（意思是因为宋先生是孙中山总统的夫人）……”

中国共产党当时仍在“左”

倾路线统治之下——国际共运也是如此。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迫使所有参加国际的各国党都接受这一观点，即：革命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激进的中间派。

中国党内的宗派主义者把这一条甚至用到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身上，从而丧失掉许多可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正如德国共产党即使在面对希特勒上台的威胁时也仍然拒绝同社会民主党人（称之为“社会法西斯”

）合作。

直到多年之后；经历过一些严重的失败和灾难，这样的态度才改变过来。

宋庆龄是取道苏联，乘火车回国的。

胡兰畦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次行程的一些情况。

接待都是小规模的，不公开宣传，来的主要是一些私交，也有少数官员，他们同时又是私人朋友。

宋庆龄这次是回去奔丧，所以她喜欢这样简朴的方式。

胡兰畦纪录道，火车到达莫斯科时，到车站来迎接并送上鲜花的有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妻子支维、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以及陈友仁的儿子陈依范（画家）和女儿思兰（舞蹈家）。

陈家兄妹陪同宋庆龄和胡兰畦到莫斯科一家大旅馆沐浴、进餐，接着去文化休息公园散步。

据胡回忆，她们只在莫斯科停留一天就继续登程。

苏联政府送了一瓶矿泉水、一些干酪和另外一些食品供她们路上用。

胡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看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情景；市镇稀少、车站破旧、衣衫褴褛的女人到处捡东西吃。

她记得曾问宋庆龄，“俄国为什么这样穷？”

来回答说，“你如果见过过去的俄国，再同今天比一比，现在就算在进步，在好转哩！”

她记载道，当她们回到中国境内，又看到熟悉的景色、人们和食物时，她们都很高兴。

在国境车站满洲里，军政官员前来迎接并特备一节贵宾车厢供她们乘坐赴大连。

杭州市长周象贤是宋家的亲戚，他专程赶到哈尔滨迎接并陪同去大连。

在车上，他把宋太夫人患病及去世经过详告庆龄，庆龄听着十分悲痛，“几乎哭了整整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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