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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安妮居里安 2（第2页）

最初是怎么来的？在我想，原是为了一土之民的互爱互助，唯恐“一己之心”

各行其是，结果势单力薄，难御天灾与外敌。

这曾经或只是生存所迫，是一项减灾措施或治政方略，但渐渐地，人对生之意义有了深思远望——设若无敌来犯，就可以丢弃这互爱之心吗？就算无爱的群体仍可御敌于外，那么人心的疏离与防范，岂非要姑息养奸纵敌于内？于是乎，在治政方略的深处，便有信仰觉醒——看人间爱愿比富国强兵更是紧要；唯此，“某国心”

才得尊崇，才被宏扬。

就是说，那根本是一种爱愿，是“地球心”

（博爱）的一次局部实现；倘爱愿消损，单单“国心”

张扬，倒似数典忘祖了——据说我们的祖先殊途同源，本都来自非洲。

可不管怎么说，“某国心”

确有御敌的指向；不单既往，便在当今，这指向也仍有其合理的根据。

但这合理，在我看只是治政的合理，并非也是文学的期待。

文学，不论是乐观还是忧患，赞美还是揭露，勇猛还是疑难，都当出于爱愿；即便写恨，也还是出于爱的祈盼。

（爱，真有这么要紧吗？或者，凭什么人类的终极价值一定是指向爱？非常简单：人，渴望幸福。

物使人舒适，国保障安全，而最终的幸福非爱而不可。

）故在外星人到来之前，文学一向是以“地球心”

为观察、为悲喜、为眷念、为折磨的。

政治则不同，政治总难免是以“国”

为划分、为遵守、为协商、为抗争的。

而文学的理想，岂条条国界可以阻隔？比如不管什么文学奖，倘其过分地倚重了国籍或语种，被损害的只能是这奖项自身的声望。

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并不逃避政治，却又不等于政治。

这就是为什么文学不是属国的，而是属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可以超越国界和语种（倘有外星人，还要超越天体或星系）。

针对文学和艺术，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人类）的。

细想，这话已然暗示了一种褒贬：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好的，反之则不够好。

然而，可有哪一民族不是世界的吗？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空壳，而是诸多民族的构成。

那么，“世界的”

当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是“民族的”

，就必然是“世界的”

。

如此说来，那个“越是……越是……”

岂不是废话吗？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