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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帮我开立假单时，我纳闷儿我要如何适应怠惰的生活。

我一向有全职工作，拿到学位的隔周，就到鲍伯那里上班了，从那之后的这些年来，我不曾请过病假。

幸运的是，我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壮。

第一个星期，就是伏特加事件和雷蒙来访的下一个星期，我睡得很多。

我一定也做了其他正常事情，比方说出门买牛奶或淋浴，可是现在却想不起来了。

不知怎的，即使才给医生区区几个细节，医生就推断出我得了抑郁症。

我设法守住了那些最重要的秘密。

她提议，结合服药与谈话治疗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可是我坚持不要服用任何药物，至少一开始不要。

我担心会像伏特加那样，对药物产生依赖。

不过，我勉强同意去见咨询师，作为疗程第一步，首次会谈就排在今天。

我被分配到某个叫玛丽亚·邓波儿的人那里——没提供职称。

我不在意她的婚姻状态，可是如果事先知道她有没有正式的医学资格会比较好。

她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现代高楼楼群的三楼。

电梯把我带回那个最缺乏美感的年代，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放眼净是灰色、灰色、灰色，柔软的浅色系、肮脏的塑胶，以及讨人厌的地毯，闻起来仿佛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没清扫过。

从一开始，我就很不愿意参加咨询会谈，又要在这种地点进行，就更不吸引人了（如果这种事情真有吸引力的话）。

悲哀的是，这种环境太熟悉了，而这也是一种慰藉。

那种规格化的走廊，花样雕带以及灰泥天花板，我这辈子走过的，不知凡几。

我敲了敲门——轻薄的胶合板，灰色，上头没名牌——玛丽亚·邓波儿转眼便开了门，邀请我进去。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仿佛她一直站在门后。

室内空间狭小，一张餐椅和两张规格化的扶手椅（那种清洁方便、坐来不舒服的那种），隔着一张小矮桌相对而置，桌上摆了一盒没品牌的“男人尺码”

面纸，我一时觉得不可思议。

除了几个例外，男人的鼻子尺寸大致和我们相同，不是吗？就因为他们有XY染色体，就需要面积大很多的面纸吗？为什么？我想我真的不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室内无窗，墙上挂着装框版画（插瓶的玫瑰，是心如死灰的某人用电脑绘成的），比起光秃秃的墙面，更显刺眼。

“你一定是艾莉诺吧？”

她含笑说。

“其实是奥利芬特小姐。”

我说着便脱下无袖外套，纳闷儿该拿它怎么办。

她指向门后的一排挂钩，上头挂着非常实用的雨衣，我尽可能拉开距离。

我坐在她对面，脏脏的椅垫噗的一声，释放出疲惫的污浊空气。

她对我微笑，她的牙齿！

噢，邓波儿小姐。

我想，她已经尽了全力，可是什么也改变不了它们的大小。

它们属于尺寸大上许多的嘴巴，也许甚至不是人类的嘴。

我想到前一阵子《每日电讯报》登过的照片，是只猴子，它抢走相机，咧嘴替自己拍了张照（一张所谓的“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