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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那天，北京下了好些天的雨停了，天晴得终于有了盛夏的样子。

院子里紫色的喇叭花都开了，串红也已经能吸出蜜来，枣树和槐树遮住一片阴凉，蝉声一阵一阵的。

天空中有蜻蜓飞过，时而还有几只黑白花的天牛。

乘凉的老人们聚在一起，老奶奶推着小竹车，哄着孙子和孙女，老爷爷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下着象棋。

他们从不观棋不语，常常为了跳马或是支士而争论不休。

小卖部里挂出冰镇北冰洋汽水的牌子，小贩在白色的小木箱上盖一层棉被，里面有奶油雪糕，也有小豆冰棍。

胡同里的孩子成堆，男孩们玩弹球、拍画儿，也有抓蟋蟀的，放在玻璃罐头瓶里养起来，罐子上面要糊一层纸，用皮筋捆紧，再扎几个小孔透气。

他们会给蟋蟀起名字，什么“常胜将军”“山大王”，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让它们斗。

女孩们玩跳皮筋，缺人抻筋就把皮筋绑在电线杆上。

她们也“跳房子”，拿碎红砖或是家里裁衣服用的滑石在地上画线，小沙包都是碎布拼的，灰乎乎的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虽然出了胡同西口就是繁华的东单大街，但在胡同里面丝毫感觉不到喧嚣，偶尔才有几辆自行车骑过，不是永久就是凤凰，都是黑色的，连车把上的铃都一样。

也难怪，不只自行车，那时家家过的日子都差不多。

北京的变化尚还细不可闻，也许谁说一句话，这座城便可一模一样起来。

然而就在我生日那天，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们院东屋的辛伟哥被警察抓走了，说他与西大院那个外号叫猴子的男孩一起在女厕所外面耍流氓。

他们早晨偷看了女厕所，还冲里面的人吹口哨，说不三不四的话。

辛伟哥的弟弟辛原在一旁觉得不好意思，喊他们俩走，辛伟哥嫌他烦，不但不听他的，还踹了他一脚。

辛原一个人哭着回家，正巧碰见居委会的赵主任出来倒尿盆，辛原顺口向他告了状。

赵主任脸沉下来，哄了他几句，也不倒尿盆了，急匆匆地转身就走。

中午，警察就来院里抓人了，说他们犯了流氓罪。

有人犯罪了，这可一下炸了窝。

正巧赶上礼拜天，大人小孩全出来看。

辛伟哥平时是院子里最调皮、最神气的男孩，可那天吓得腿都站不直了，18岁的大小伙子，被人硬是从屋里架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哭，又喊妈又喊奶奶，“呜呜”地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警察来那会儿，辛原正在院门口跟一帮小孩玩“我们都是木头人，一不许说话二不许动”。

他就真像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墙边上，看着小伙伴们都跑过去瞧热闹，看着他哥被警察拖走，看着他奶奶坐在地上大哭，看着院子被一层又一层的人围住，把他彻底围在了外面。

在我后来的印象里，辛原哥一直不爱说话，总低着头，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看你的眼睛。

有人说就是因为辛伟哥被抓，他被唬住了，所以一下变成了不说话的闷葫芦。

可我想，他也许从那天起，就再没有从木头人变回来。

辛伟哥被抓进去没多久就判了刑，因为他在里面交代曾经一起聚众看黄色录像，所以判了流氓罪，15年。

猴子情况更严重，他那时有个女朋友，就是那天在女厕所里的女孩，调查发现他们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被判了死刑。

执行死刑之前，法院的人还来收了7毛钱的子弹费，据说他那个女朋友也因为这事喝敌敌畏自杀了。

他们运气不好，赶上“严打”，为一个恶作剧搭进了一辈子。

大人说这就是命。

这个命字，既是生命的命，也是命运的命。

当然了，这些我一点都不记得，我才刚刚出生，因为辛伟哥的事，大家都把老谢家新添了一个叫谢乔的小丫头给彻底忘了，以至于院里还有人以为我是立秋以后才出生的呢。

只有我的小船哥清清楚楚地记得我，这些都是他讲给我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