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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他为难的国会领袖和外国领袖的姓名来。

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他对于艾森豪威尔根据葛底斯堡的那项保证①提出的改革建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任期应有限度——持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这类建议我在总统任满以后也会提出，但不会在现在提出。”

①指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提出的所谓“民有、民治、民享”

。

他知道他缺乏足够的票数以通过他的任何一项彻底改革的计划，因此无法在参众两院使多数党得以贯彻它的意志。

同时，过去改革的成绩并不理想，使他对大多数新的改革建议都抱怀疑的态度。

他的司法部确曾强有力地干预了最高法院处理的议员席位重新分配问题的案件，希望最终能削弱乡村地区的保守分子对众议院的控制。

然而，正如196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他办公室里谈话时他所说的，任何改革也无法结束当时存在于国会和白宫之间的根本敌对的状态。

他列举出的理由是：

1。

国会山上大多数民主党人以前当议员时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党在白宫执政。

根据惯例和宪法，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选区和州，而不是全国的利益。

他们没有在行政部门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却把你们这伙人看作是无能之辈，因为你们从未竞选过公职。

而且有些人还认为反对我要比跟着我走更能引人注意。”

2。

“对党的忠诚和责任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首先必须顾到自己。

他们（众议员）今年都要竞选——就算我有这意思，我也不会去，也不可能去伤害他们大多数人。

他们大多数人在上次竞选中都跑在我的前面，并且大多数都是支持提名赛明顿或林登·约翰逊的。

他们以为我使他们在贸易、民权或教区学校等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又几乎帮不了他们什么忙。”

3。

“他们中的某些人现在不象在艾森豪威尔时代那样重要了，参议院里尤其是如此。

公众的注意力目前大多已转移到了这里，他们自身根本没有得到多少声誉。

每当我要他们在援助、贸易或税收方面给我更多的权力时，他们便认为我侵犯了他们的特权。”

（我插话说：“他们也许是对的！”

）

不久之后他公开地说：

坐在这里（白宫）来看，国会显得比我当参议院中百名议员之一时权力更大了。

……从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端看到另一端，我看着国会的集聚起来的力量……那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科益和观点。

……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肯尼迪拒绝把立法工作交给立法部门单独去搞而使这种冲突变得更加不可避免了。

他详细制订出自己的立法计划，并且鼓动公众和个人为他的立法计划施加压力。

没有一项重大的法案不是事先后到他同意后。

才由他的内阁向国会提出或由国会通过，送给他签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