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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司马迁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牢骚，于是借古讽今，责怪秦之重臣（王翦、蒙恬）不能“强谏”

，以讽当朝重臣。

后来，看看还是没有效果，他就自己上了。

但是，他没有机会越职言事啊（他是“太史令”

，只能讲讲古代的事）。

正好，赶上汉武帝就李陵事件问他看法。

司马迁可逮着机会了，可以讲当代的事了，于是哗啦哗啦说了好大一段，夹杂着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给自己博了一个“诬罔”

（就是乱说）的罪名，交给司法部门处理。

出来之后的司马迁，变得半阴不阳，丢了半条命，这才算踏实了。

可见，进谏是多么的难啊。

即便遇上汉武帝这样的“圣主”

，不小心触错了他哪一根“圣筋”

，进谏者一样也被投豺喂虎了。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往往不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写历史的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去观察和记录历史。

他自家的表情，往往投射到历史的现实中并且改变历史的容貌。

司马迁为了表达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大兴事功的不满，于是在给蒙恬作传的时候，只字不提长城的客观价值，而是全力进行贬斥，大力挖苦老秦修长城是“固轻民力也”

。

也就是说，他对当朝皇帝不满，但不敢说一个字，只好朝古人（秦始皇）放箭。

接着，他又朝蒙恬放去一箭，挖苦他“不以此时强谏”

。

司马迁忧国忧民的心思可以理解，但对蒙恬的点评则多少有点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但无论如何，朝古人身上射箭，以讽当代之政事，是汉朝人常用的办法。

董仲舒在《汉书·食货志》中曾发言说：秦朝的劳役，是“三十倍于古”

，田租“二十倍于古”

，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这组数据，读罢感觉老秦对人民的骚扰侵夺，令人不寒而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但是，董仲舒的这组数据，以及他得出该数据的算法和依据，其实大有问题。

按《汉书·食货志》原文：“当时汉武帝与外边的四夷过招，代价极大，内部又大兴功业，役费并兴，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着他瞎忙，种地的根本事业反都顾不上了）。”

于是，董仲舒上书劝告汉武帝——并在上书中，董仲舒说出了秦的那组可怕的数字。

有学者论，这组数字，其实并不是秦的数字，而刚好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数字。

秦固然劳役、田租也高，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天文数字水平（秦的劳役，据学者论，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达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强称其为秦制度，是其规谏汉武帝的一种手段。

让汉武帝知道，秦按照这种制度去搞，终于把自己国家搞亡了。

你快改悔改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