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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结果是多瑙河贸易和整个东欧的贸易普遍减少。

因为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并不相互补充，它们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需要寻求国外巾场。

此种经济需要的压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严重，致使它们落入准备收购它们出口品的大国之手，德国因此于1939年3月前就得以在经济上征服东南欧，并以此作为政治上征服的先声。

在1918年出现于东欧的新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早熟的，社会是分裂的，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

凡尔赛解决方案的力量在于它符合于民族自决的原则。

它的弱点则在于它不符合于可以预见的力量均势。

凡尔赛解决方案只是承认东欧的新体制而已。

这个体制是从1918年而不是从1919年开始的；各国的革命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了，会议的主要决议，比以前每次大战结束后的任何一次会议所作的决议更多，那是由和会本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

新体制是从下面的一股压倒一切的政治冲力创建的，也就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冲力，在1939年3月看来，这一变化似乎是长期性的。

1939年3月正是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解决方案的时候，但并不要求从民族原则回到王朝主义的旧民族原则。

提出的要求倒是要实现民族主义，继之以把1919年所理解的民族原则加以窜改和歪曲。

民主民族主义正如所有伟大的政治力量一样，也提供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义概念。

当东欧帝国崩溃而实现民主民族主义时，对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来说，它具有巨大的解放运动的性质。

1918年象伟大的先例1789年和1848年一样，给人带来了革命告成、新时代开始、春天或黎明的幸福来临之感。

这种自我陶醉的气氛也许就是巴黎和会所处的最主要的政治环境，在处理东欧问题时尤其是这样，由此而引起的反作用便是纳粹德国勃兴，这是最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

从“联盟节”

引向“恐怖时期”

和“法兰西帝国”

以及从拉马丁、巴枯宁，马志尼引向路易·拿破仑、巴赫和加富尔的辩证法，同样也适用于从以马萨里克为其最光辉代表人物的解放了的东欧引向1939年3月的东欧，这时主宰东欧的是业已成为德意志帝国元首的一个东欧移民。

匈牙利和德国的和约修改论者在宣传上的又一成就便是把凡尔赛解决方案说成是可悲的历史颠倒，那些旧政权的失意者因和约而变成了新政权的得势人物。

然而，东欧各国及其千百万人民因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得到的民族自由和实现的民族愿望却要比在外国统治下所能获得的多得多。

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和对和约感到满意的国家在数字上并不相等。

“胜利”

的国家有九个：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它们都是在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崛起而取得独立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都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继承国），以及希腊。

战败国是五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俄国。

德国和俄国不同于东欧国家；它们属于大国一类，它们要求修改条约的方式是革命式的，也是帝国主义式的，这和那种据说是因和约不公正面要求纠正者是毫不相干的。

正确地讲，奥地利并不是一个要求修改条约的国家。

它是一个缺乏生存意志的国家，因为它原来的愿望是与德国合并，但协约国不允许，奥地利也缺乏生存的手段，因为在早期，它只是仰赖国联贷款的人工呼吸才能维持生命的。

从那时起，奥地利就没有什么积极的外交政策，而且它还从匈牙利手里取得了布尔根兰这一块土地，因此就颇为矛盾地把自己置于领土获得者之列。

在东欧要求修改和约的两个主要国家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但是它们对修改的主张不同。

保加利亚不象匈牙利，它在1918年的败绩已是七年中的第二次战败，所以它的不满情绪不那么强烈，比较听天由命。

而且，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又有特殊关系。

斯坦博利斯基和维尔切夫的传统就是和南斯拉夫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南方斯拉夫人联盟，为此保加利亚几乎成了1934年巴尔干公约的签字国。

匈牙利则从来不存在加入小协约国的问题。

匈牙利没有斯坦博利斯基，也没有维尔切夫。

因为在战胜国和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之间的裂痕并不如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之间的老裂痕那样深。

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最大的不满不在于和约解决办法对他们不公道，而在于和约剥夺了他们许多世纪以来的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

此种老区别的势力还可以由东欧的一个国家波兰来说明，它集双重利益于一身，既是有历史的民族，又是一个战胜国。

有人批评凡尔赛解决方案说，它产生的新的少数民族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这个批评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