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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统、总理、店主和学者谈过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只有十七岁。

他则已经是大战中一位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了。

他背部的情况①本可以使他完全免役的，可是他通过幕后关系终于成为现役军人。

当他指挥的PT－109鱼雷艇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一次夜战中被敌军的驱逐舰打成两截时，他鼓舞并帮助同船的水兵脱离了险境。

他在科德角以及后来在哈佛大学游泳队时本是一个游泳健将。

这次他拖着一个受伤的水兵，用牙齿咬住他的救生带，在黑暗而寒冷的海洋中游了三英里。

尽管他自己的背部和健康都已因此受到了伤害。

①指1939年肯尼迪在哈佛大学打橄榄球时背部所受的伤。

——译者

他曾进过贵族化的、专收男生的乔特预备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就读过一个短时期。

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就读六年，获得了法学学位，我六年的全部学费还抵不了哈佛一年的费用。

由于家庭传统、习惯和信仰，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许多红衣主教的朋友。

我是一个唯一神教派的教徒。

由于这个教派没有教条和宗教仪式，它就处于宗教派别的另一个极端。

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波士顿本乡都是知名的、成功的政治家。

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则是贫苦的丹麦和俄罗斯移民。

（有一次，他从哥本哈根寄了一张明信片来给我，赞美那里的秀丽景色，不明白“丹麦人为什么要移居国外”

。

）

然而所有这差别在他对我的态度方面并没造成什么影响。

他不仅仅是他的出身与经历的总和一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豪富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和退伍军人。

他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他自己培养起来的。

那些试图根据他的个人有记载的材料来对他进行归类的人未免是大错特错了。

显然，他对自己服过兵役，并获得“紫心”

勋章①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奖章，感到十分自豪。

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用塑料包装着的椰子壳。

在那枚椰子壳上面，遗留着战时他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涂写的一封求救信的手迹。

他保存着这件纪念品，以示他对自己险些丧生的这件往事永志不忘。

当他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时，他曾为一些比较进步的退伍军人组织争取通过一项退伍军人住房法案。

在战后进行的那些工作中他是一个头头。

但他既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也不是一个职业退伍军人。

他从不讲自夸的话，甚至对他的战时经历也提都不提。

他从不嘟哝自己受伤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