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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中国文字狱序兼怀王业霖先生（第1页）

日前想到重印《中国文字狱》不免联想起作者王业霖先生。

王先生精研文史，勤于笔耕，平生著作仅此一种;出版之际，武侠言情小说汤汤乎如溃堤之水，此书印数亦仅三千册罢了。

无论书和人，存活在这世间，都寂寥得很。

1984年夏天，参与编辑的《青年诗坛》杂志已经完结，我被调至《历史文学》编辑部，同古人打起交道来。

开首的工作是清理积稿。

在大叠大叠的稿件中，偶然间发现一个短篇《太自墓钩沉》实在教我感到惊喜。

小说的文字堪称一流，难得有个性，有寄托，富于才思。

编辑部同仁也都公认它为优秀之作，杂志出来时上了封面的要目。

正是这不足五千字的小说，让我记住了王先生的名字。

我开始写信向他约稿，他答允为杂志写一个中篇;大约因了我的询问，回信中相当详细地介绍了他的境况。

1964年，他在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即分配到了安徽省当涂县一一李白墓所在之地一一做中学教师，不久调至县文化馆当馆员。

他的妻子在芜湖市任教职，然而长达十多年一直中分居两地，多次搞调动都没有成功。

生活的清苦与过分的压抑，使他积下一个致命的疾病，就是慢性肝炎。

信中调子低沉，我明白了他写死去一千多年的李白，何以那般的情辞排恻了;展读时，记起杜甫怀李白的诗:"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不禁黯然。

不久中篇也寄来了，写宋代一桩与大文学家苏轼相关的文字狱一一"

乌台诗案"

文字果然是好。

我把它编作头条，然而，由于发行方面的原因，校样刚刚出来便接到通知，说是刊物不印了。

我十分沮丧，捡了一份校样寄给王先生，内心愧疚无已。

但因此，我对王先生的文史修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几年过后，在我可以独立主持一个编辑室工作的时候，特别约请王先生为我室编辑的《八方丛书》撰写了其中一种，就是这部《中国文字狱》。

书出版后，我离开了出版社，全然绊倒在一个报社的事务之网里。

其间，彼此相忘于泥涂，不复闻问。

直到得到一笔义款，办起了《散文与人》，我才再次见到王先生的文章。

他先后给我寄过几次稿子，共发表三篇;记得其中一篇，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质疑余秋雨先生的。

当时，《文化苦旅》红极一时，不少名家为之鼓吹，没有人如此严正地施与批评，由此，我不禁对王先生肃然而起敬意。

无奈凡我办的刊物和丛书都不长久，《散文与人》做到第七辑，就又接获通知不再往下编辑了。

这样，我们之间仅凭采约文稿而建立的关系，复因文稿的废弃而中断了。

人事匆匆。

不编书刊，是实在不曾想到过王先生的。

不意在一个雨天，收到他千里迢迢托人从芜湖给我带来的一纸横幅，始知他已经离开了当涂，在市里的一个叫"

政协"

的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