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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中国文化发展出一个观念，就是自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a　self…sufficient　system）。

在这个系统里，不仅一切人理建构是优于一切，而且实际的物质生活之所需也无待外求，外人则必需中国的货物。

　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中，中国与外国于一八六一年以前根本不曾有过近代意义的外交。

中国根本感觉不到有何正式外交之必要。

这并不是说，在一八六一年以前中国与外国未曾有过实际的交涉。

有的，可是这些交涉都是从“天朝君临四方”

的态度出发，来“以大事小”

。

复次，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也不是没有和外国通过商。

但是，“上国”

视那些通商行为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商贾小民细事，从来没有把这类事情放在核心价值的地位。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在陆路和水路都有许多接触。

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屡次遣派使节到中国来，要求订约通商，而清朝的政府把他视为进贡的使臣，命令他们向皇帝或御座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节。

这些使节为了达到通商的目的，只好勉强遵从。

一七九三年，英国遣派特使马嘉尼（Macartney）到中国来谈判通商与传教事项。

清朝政府又援前例把他视作进贡使节，要他打起“英吉利朝贡”

的旗字。

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赐见，又要他行臣下觐见皇上的大礼。

岂知这位“英夷”

跟从前的那些“夷人”

不同，坚持不肯。

经双方再三磋商，算是用谒见英王的礼节谒见乾隆皇帝了事。

因此，马嘉尼弄得空手而回。

一八一六年，英国遣派使节阿门赫斯（　Amherst）来中国办交涉。

清朝政府还是把他当进贡的使臣看待。

这次为了在天津赐宴，清朝政府要他向皇帝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节而被他拒绝，和不依照规定日期入京觐见嘉庆的事端，惹得嘉庆大发雷霆，说阿门赫斯傲慢无礼，目无“天下共主”

，降旨敕令他马上出京回到英国去。

这还不算，他又下了一道训饬英王的敕谕以图“转圜”

。

但是口气完全是上国对藩邦的辞调。

一八三四年，英国政府遣派律劳卑（　William　John　Napier）东来和中国政府交涉。

当时英国外相巴门斯顿（　Palmerston）训令律劳卑，要他在抵达广东时，即行直接写信告知粤督卢坤。

巴门斯顿不知道他所下的这条训令是从他认为毫无问题的基础出发的。

这个基础是说，律劳卑具有公使的身份。

以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写信给中国的总督，岂有不可之理？殊不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触及当时中国文化对“夷人”

以及商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