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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故歉?0岁上下无甚学养和经验的青年，需要过来人指导。

可惜能够提供这种指导的老师，当时是很难找到的。

另外，当时的文科教育非常意识形态化。

北大在文史方面有些老底子，中文系、历史系的古典训练，还是实实在在的学问。

但社会科学几乎不存在。

哲学、经济学、法律等，都镶嵌在“*”

前的社会和教育结构中，和政治课差别不大。

政治学、社会学等还未建立。

这些学科的许多教授，除了政治教条外，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知识。

如果追求通才教育、跨出专业选课，可选的东西实际上非常之少。

用鲁迅的话来说，我反叛了专业教育，却遇到“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

的问题。

除了一个大的架构和内容外，通才教育还必须有具体的手段。

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师生互动的讨论班，多元性的观点的撞击。

比如美国大学招生，追求各种阶层、种族、文化、国家的学生的融合，上课也是各专业的人都有；因为选课也不受年级的限制，一般的课常常是四个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聚集一堂。

这样，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阅历不同，术业亦有专攻，讨论起来兴味盎然。

再有，美国大学生上课除了讨论外还有两大件：课堂报告（presentation），学期读书报告或论文。

两者强调的都是表达，要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惜，我们那时在北大上课，文学专业的学生最多和汉语专业一起上些系内的公共课，如古代汉语；偶尔也和外系同学一起上几节政治课，好像是大家一起*。

年级之间的界线更是森严，很少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的事情，除非是讲座和非常少的几门选修课。

即使像张广达先生的课，也是阶梯教室爆满，面对五六十人，也只好满堂灌地讲大课了。

课堂提问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是讨论、辩驳了。

同学的自我表达能力也相对比较低。

记得有一次有位台湾出身的外籍教授来做讲座。

他虽然通场都用中文，但带来了外面的习惯，要留时间回答问题。

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因为过度紧张，竟说不出个完整的句子，乃至谁也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想问什么。

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是多么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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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才教育可能吗？（2）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特别要为大学生涯感谢我的几位室友。

那时六个人一间宿舍，非常拥挤。

学生生活也很单纯，没有什么校外活动。

宿舍就是生活和学习的中心。

我们六个人，32岁的老吴来自上海，下过农村，属于老反革命，给了我许多人生的教训；28岁的“二老吴”

来自广州，口口声声“我们广州人把广东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

，今天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又听古典音乐，又听邓丽君，学过许多年油画，是班里西方艺术史的权威，还曾经“乘机离开北京”

（就是乘飞机回过一次广州。

那时坐飞机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把新闻中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用的千篇一律的话“乘机离开北京”

来开他的玩笑），是很洋派的；剩下三个基本同龄，其中高远东来自山西城乡之间（好像他父亲属于城里的户口，母亲是农村户口），王达敏来自河南农村，郭东胜来自内蒙，我则来自北京，可以说是五湖四海，比起现在北京人主宰校园的景象也许略有不同，虽然当时北京学生的比例还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