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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一切伟大都有点神秘，留下一点神秘，也就是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点继续开掘和解释的可能性，实在很好。

另一件与吴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学与大学生见面。

这是我们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大学生。

在国外险峻的长途上，憋了很多话，总想找一个场合倾吐，最佳的倾吐对象似乎是大学生。

四川大学的学生们热情洋溢，听说我们下午要来，上午就来占位置了。

结果，挤得人山人海，连校长、副校长也只能埋在无数站立着的人群背后的墙角。

我主讲，除小莉外，郭谨和多数队员都在场。

学生们有很好的感受力，声声大笑，轻轻擦泪。

只可惜演讲的时间实在不够。

约好以后有机会再讲，我们从密密层层的人海里挣扎出来。

刚刚松一口气，一群记者包围上来，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

“有人说，你们这次出去是因为中国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乐部，是要扭泥作态地去组建一个老人俱乐部，对吗？〃

“你出发后国内突然有好多人发表文章骂你．你准备什么时候反击？〃

“有人批评你在岳麓书院演讲中揭露盗版有失风度，请回应！

〃

“有人发表文章说，电视台就是广告商，作为一个文化人与他们联姻，合适吗？〃

这些问题其实与四川记者无关，他们只是转述和询问罢了，但我还是抱头逃奔，只是为了不让我的伙伴们听见。

这些伙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现在旅程还没有结束，如果知道已经有人在报纸上如此说话，真不知会有什么粗犷的反应。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住拐寸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

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

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

但是明显的反差毕竟存在，而这种反差也关及文化。

其实几平所有的中国r　人都深有感触：只要有人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路，做了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情，立即总会被一些声音所掩埋。

因此，很多人就会一再地对着中华文明发问：你那么伟大，为什么又那么使人劳累？

刘长乐先生昨天送给我一本叫《　东方主义》　的书，我随手一翻就读到一段话，是一个叫约翰一布侃（如hn　B　uchan　）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说的：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例子？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足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

这是一九二二年，布侃先生不知道中国的过去和后来。

中华文明的力量，不在于永远不被人耻笑，而是迟早会结束被人耻笑的状态。

但是，这段话中有一些关节仍然值得注意。

我们在考察途中一再赞叹中国古代对于“外伤”

（如远征、被奴役等）的努力避免，而这段话则描述了一个“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