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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我公公就问她是谁。

圆圆自报了名字。

她在钱家是健汝，但我们仍叫她阿圆，我不知她是怎样报名的。

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

她和钟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

她找到一小柜《少年》。

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

我公公考问了她读的《少年》，又考考她别方面的学问，大为惊奇，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认定她是“吾家读书种子也”

！

从此健汝跃居心上第一位。

他曾对钟书的二弟、三弟说：他们的这个那个儿子，资质属某等某等，“吾家读书种子，惟健汝一人耳”

。

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

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

《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

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

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

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

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

；也是“夫子自道”

。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

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

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

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

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

他说：“那是胡萝卜！”

当时我不懂“胡萝卜”

与“大棒”

相连。

压根儿不吃“胡萝卜”

，就不受大棒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