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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既然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这个国际会议仿佛应该在美国开，他就必须到美国去了；尽管他只是掩人耳目地到了兰州几天，但既然说是去了美国，总要让论文得个奖吧；既然得奖干脆就得个金奖，好在祖母临死时留下了一个小金片；这终究有很多的漏洞，于是又不得不赶紧伪造一些中国教授联名推荐他的书信；推荐的目标当然高一点好，于是便扯到了“德国的”

诺贝尔奖……

我在读有关这事的一篇调查报告时，居然也一步步为这位当事人着急，而且越到后来越着急，生怕他出现漏洞。

这种情景，就像早年看电影《豺狼的日子》，一个秘密军成员试图谋杀戴高乐将军，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种谋杀，但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故事情景的逼近，立场渐渐产生挪移，最后竟为杀手担惊受怕，替他捏一把汗，直到他最后在关键时刻被捕，还在心中惋惜不迭。

这种过程，其实是被电影艺术家“蛊惑”

之后的“中邪”

，完全进入了对方的行为逻辑南道，只得步步向前走。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欺骗事件中，首先是当事人受到了“蛊惑”

，一头扎进去无法后退。

对此我们不妨花点精力仔细分析一下。

开始他只是想，各行各业都在评技术职称，我只想评个最普通的技术职称罢了，竟然还要有“像样的论文”

，什么叫“像样的论文”

？谁说了算？我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推荐的，总可以了吧？——这种顶牛式的心理，哪儿都可能产生，但他没有想到，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太贫困、太需要科学了，一听中国科学院那还了得？他情急之中口气稍稍大了一点，这一大就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灾难。

如果一开始受到申斥、受到怀疑，什么事也不会有，但他受到的是人们大喜过望的称赞。

需要，而且是迫切的需要，集中成一种热切的眼光和信任，把他包围起来了。

领导的接见、记者的采访、报纸的传扬，已经使他有口难辨，他或许也曾低声解释，周围的人全认为这是成功者的谦虚。

“什么，他居然说自己什么也不是？”

记者们深深地感动了，称赞他是“大音希声”

。

问题还不仅仅是领导和记者。

他的家人，含辛茹苦地盼望了他那么多年，此刻终于有了一点宽慰的笑脸；他的同学，都不太成功，现在都在为有他这么一个同窗而高兴……他用一句假话点燃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要，烈火已燃遍四周，他已无力扑灭了。

剩下能做的事情，是一条黑道走到底，明知总会揭穿，且让这种事情发生得晚一点。

这是一个怯弱者的选择，而不是像报道所写的那样，属于“胆大妄为”

。

他凭着极有限的知识，想象着一个科技成功者可能遇到的事情，然后笨拙地一一效仿。

一效仿就出现了漏洞，他只得立即想出新的谎言去堵漏。

新谎言的漏洞更大，于是再去编造更新的谎言……这简直是一种没有丝毫喘息机会的苦役，就像驮着越来越重的石块，在攀援峭壁悬崖。

这里出现了一个谎言的膨胀公式：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

，但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

这就像从山上向山下滚雪球，完全无法想象它的最终结果。

特定的社会需要，是谎言滚动的“势”

，是扩充体积的积雪，是顺坡下溜的速度。

因此我觉得不应该过多地责怪这位热处理技工。

我仔细地分析了有关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发现这个人其实并不坏，谎言构建起来之后也没有乘机做什么坏事，谋什么财物，相反，倒是为补漏花费了不少冤枉钱，而他的经济情况一直很不好。

直到谎言揭穿，他仍然生活在贫寒之中。

揭穿之后很多报刊嘲笑他，但我认为这些报刊不应如此轻松，当年一有风声就把他推上危险高坡的，还不是报刊？报刊对他，应有巨大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