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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了梁启超40万元，其他一些地方督军出了数十万元。

安福系捧着钱派人到各地贿选，据当时《申报》报道，很多属于研究系的人经过运作之后，都一起投到安福系旗下。

一些军阀更是端着枪杆子搞选举，《盛京时报》记载，东北军阀张作霖把初当选人集中起来，宣布推荐名单，“不准选举限外人员”

。

而《顺天时报》报道，河南一个赵姓督军索性宣布，某五人为中央指派必须选出，“若不在指派之列者，即使当选亦属无效”

。

除了安福系的军阀明目张胆地贿选之外，商人贿选的“事迹”

也见诸报端，《申报》刊文《苏州：众议员初选举之怪状》称，苏州一商人买动四百余人。

投票前以酒席招待，席开五十余桌，投票人衣衫褴褛，类似乞丐者约居十之六七。

安福系鸭霸，交通系投机，研究系清高，棋局至此已无悬念。

6月20日全国投票。

结果，安福系大胜，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中占335席，研究系得21席，交通系为5席，派系不明者111席。

企业家阶层在此次选举中的表现令人失望。

从当选数据来看，如果交通系与研究系结合，加上被安福系用钱挖去的选票，再算上那些派系不明者，其力量足可与军阀一搏，中国世局或有别样天地。

当然，百年后进行这样的“复盘”

，徒余一场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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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广场背后的人（3）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

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济试图以死唤醒人们继续变革的决心。

半年后的1919年5月4日，他的儿子梁漱溟所在的大学爆发了一场惊天的学生抗议活动，史称“五四运动”

。

抗议的导火索还是跟四年前的《二十一条》有关。

这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

在对德和约上，和会竟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中国作为战胜国受此凌辱，而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一时举国哗然。

5月4日，北京大学等三所高校的3　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广场，打出“还我青岛”

、“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