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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导论历史的修正（3）

但是，除了民族这一固定的集体形式之外，还有一些机动的、短暂的集体，这就是大众。

现在，大众或者说乌合之众，借助于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伟大的运动，使自己具备了一些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人之特征的集体特征。

这些特征是什么呢？它们又是如何演进的呢？对于这一新的问题，我已在《大众心理》《大众心理》（中译本题为《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勒庞最著名的作品，本书中涉及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参考此书。

——译注一书中做了详尽的考察。

只有在做了这些研究之后，我才开始觉察到某些以前尚未了悟的因素。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在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要素中，有一种尤为重要，那就是信仰的因素。

这些信仰是如何发生的呢？它们真的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自发的吗？还是毋宁说，它们是无意识的、且独立于所有理性之外的呢？在最近出版的《意见与信仰》一书中，我对这一难题做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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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心理学还认为信仰是自发的、理性的，人们就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等一系列问题。

正因为我已经证明信仰通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总是无意识的，所以我能给出如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那些无法被证明的信仰却常常为历朝开一代风气的精神领袖所确信不疑。

这样一来，那些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就会涣然冰释，我的结论是：除了理性逻辑（rationallogic）这一向来被我们视为行为之唯一指南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其他形式的逻辑：情感逻辑（affectivelogic）、集体逻辑（collectivelogic）和神秘主义逻辑（mysticlogic）。

这三种逻辑常常能够颠覆理性，而成为我们行为的深层动机。

如果上述事实一经确认，那么在我看来，大量的历史事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就不足为奇了，那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只是因为我们在试图解释这些历史事件时，据以思考的理性逻辑对它们起源的影响实际上微乎其微。

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在这里可能三言两语便能提纲挈领，但是，想真正有所得，非得数年如一日，孜孜以求不可。

在对理性逻辑的修修补补中我绝望了，我不止一次地将它们扔在一边，甘愿回到实验室中做一个力工。

在那里，你肯定会围绕着事实的真相进行研究，尽管可能得到的只是一些断片，但那却是真实的。

导论历史的修正（4）

尽管发掘现实世界中的物质现象是其乐无穷的，但破解人类行为之谜更加令人神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又回到心理学上来。

虽然从我的研究中所推演出的某些原则看起来似乎可以取得累累硕果，但我还是决定将它们应用于具体的实例。

由此，我开始致力于革命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心理研究。

在分析这场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大部分纸上得来的观点均被我一一放弃，虽然以前我曾对它们坚信不疑。

同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在解释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必须把它视为一个整体，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它虽然是由一系列同时发生的现象所组成，但它们各自之间却是相互独立的。

法国大革命每一阶段中发生的事件都是由心理学的法则所决定的，它们就像时钟那样有规律地运行着。

在法国大革命这一宏大的戏剧中，演员们粉墨登场，但其角色却是早就由剧本决定了的。

每一个人都说他必须说的话，做他必须做的事。

当然，革命戏剧中的这些演员毕竟不可与按照剧本进行演出的演员们同日而语，因为他们并没有研究过剧本，揣摩过角色，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受着冥冥之中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

更准确地讲，这些革命人物服从于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

所以，尽管他们是当事人，然而，对于这一进程，他们的惊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们。

他们甚至从未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鬼使神差地左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狂怒无以自制，弱质不能自持，皆源于此。

他们以理性为标榜，声称受理性的支配，但实际上，推动他们行为的却根本不是理性。

革命者比约…瓦伦写道：“现在备受人訾议和诟病的那些决议，即使在事先一两天都不是我们所打算或希望作出的；只不过是在危机时刻，为形势所迫，才不得已通过。”

倒不是说，我们非得把大革命中的事件看做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天命所做的安排，本书的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承认在那些优秀人物身上，具有某种改变命运的能力；但他们只是在少数几件事上能够摆脱命运的束缚，而对于那些在一开始其后果就难以控制的事件中，他们是回天乏力的。

科学家知道如何在细菌感染之前就将它杀灭，但他却不能阻止作为其后果的疾病的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