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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洞察之缺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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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一八八八年的印度教徒来说，法律再陌生，与他的复杂习俗和巫术实践再没有联系，毕竟仍可以靠勤奋掌握，就像学习另一套印度教祷文一样—勇敢不在于法律，而在于远行本身。

印度教的印度已经衰败了几个世纪，它仍然在陈旧和封闭中自我满足。

甘地属于古吉拉特商人种姓，他们一度是伟大的旅行家，但现在种姓规定禁止他们出国。

外国正玷污着神圣的印度教徒，而这一种姓中还从未有人去过英格兰。

为了让母亲放心，甘地发誓在海外绝不沾酒、肉和女人。

不过这样的起誓并没有令所有人满意。

种姓中一部分人正式宣布把这个年轻人逐出种姓。

甘地虽然温和，但生性倔强。

出于一个从未明言的原因（他实际未曾受过教育，更没读过一张报纸），他非常急切地想去英格兰。

他开始害怕同种姓的人们会阻止他离开，于是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搭上了一艘从孟买开往南安普敦的轮船。

将近四十年后，已成为圣雄的甘地在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中，是这样回忆那次伟大的冒险的（由其秘书马诃德夫·德赛翻译）：

我没有一点晕船的感觉……我根本不懂怎么使用刀叉……所以我从没在桌子上吃过饭，总是在船舱里吃，吃的基本都是我带来的甜点和水果……我们进入了比斯开湾，但我还没觉得需要肉和酒……不管怎样，我们到达了南安普敦，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

在船上我穿的是一件黑色西装，而朋友送的那件白色法兰绒西装我一直小心保管着，留到上岸后穿。

我觉得登岸的时候，白色的衣服可能更适合我，于是便穿了白色法兰绒登岸。

那是九月的最后几天，我发现自己是唯一穿这种衣服的人。

这就是那次航行：一次内在的充满焦虑感和饮食问题的历险，对没有直接影响作者肉体或精神安逸感的所见所闻未著一字。

精神内聚是强烈的，自我专注很完整。

南安普敦就迷失在白色法兰绒衣服引起的尴尬（及恼怒）中。

港口的名称被提到了一次，如此而已，仿佛名称就已经描述了一切。

提到时是九月末，也仅仅因为那不是穿白色法兰绒的时候，并不是在提示天气。

尽管甘地在英国待了三年，他的自传里却丝毫未提及气候或季节，与古吉拉特和孟买的炎热雨季如此不同的气候和季节，他下一次明确提到的时候，是他离开那天。

没有关于伦敦建筑的描述，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人群，没有公共交通。

一八九○年的伦敦是世界之都，对一个来自印度小镇的年轻人来说，伦敦一定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个城市却只能在甘地不断的内心纷扰中被猜测勾画：他的尴尬，他在宗教上的自我寻找，他试图穿着得体、学习英国礼仪，以及最重要的，他对食物感到难以接受，只有偶尔满意。

埃德温·阿诺德爵士①因以诗体翻译《薄伽梵歌》而闻名，他倒是被提到了，但也仅仅是提及而不是被描述，尽管甘地一定曾为他着迷，何况这位诗人还花费许多时间，担任甘地在贝斯瓦特发起并在短期内负责的素食协会的副主席。

书中有一段愉快的记述，是和一位来访的印度作家一起对曼宁大主教的短暂拜会。

不过总的说来，英国人物是远离甘地笔下的伦敦的。

他没有提过戏剧（有一次他参观了一所未提及名字的剧院，但讲述的却是一桩关于未进的晚餐的逸事）。

除了曼宁大主教和伦敦码头罢工外，没有一句话提到政治和政治家。

唯一一种从空隙中冒出、给人留下些许印象的人则都是怪人、神智学者和改宗的素食主义者。

尽管他们似乎极为显赫（《素食者》的主编奥德菲尔德博士，“享有素食声誉的阿林森医生”

，《饮食伦理学》的作者霍华德先生或称霍华德·威廉姆斯先生，清教徒及“泰晤士钢铁工厂老板”

希尔斯先生），他们也很少被视为人或被赋予内涵。

有的只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地位（甘地一向对头衔非常注意），以及他们的信念。

之后，甘地突然间成了一名律师，在英国的冒险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