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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学校停课了，饭馆、旅馆都用作临时招待所，大街上小巷里都挤满了穿美式服装的官兵。

这么多官兵每天要吃要喝，吉林人民政府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安置这么多官兵的生活，可是这些官兵还感到不满意，有的士兵说：“我们的机关枪都给你们了，结果给我们高粱米吃，我们早知道这样，不来了。”

由于闹得太不像话，政府叫新七军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到尉官解放团讲话。

我借故有病，没有去听陈鸣人讲话。

见到他不好意思，不见面好些。

在这遇见了许多熟人，如督察处的督察王士廷、张致温，长春站第二组组长邱明瑞，长春站的司书齐一文，军统特务孙国，李雄飞，邹盛文等，还有一些面孔很熟，我叫不上来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我的名字。

见到了这么多的人，我已经知道没有秘密了。

25日晚上，我与陈震寰、苗可成、李继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时。

关于我走的问题，找路条、上火车都已不成问题。

他们的意见还是叫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犹豫，我提出要向共产党自首。

他们都说那是危险的事，虽然有宽大政策，并没有见过例证；再说督察处的人不比别的人，北满杀人唯一的特务机关就是督察处，尤其是我，他们说：“万万不能那样做！”

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例，叫共产党看看。

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

所以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那就不够面子了。

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

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我又说：“大丈夫到必要的时候，要拿得起放得下，当机立断，慎之于事先，不必悔之于事后，有办法的人到任何时候也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葬送了。”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的也对，这不是赌钱，孤注一掷，输赢没有关系。

他说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

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在院中徘徊。

我想起了从前，1934年我19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技术。

不论打麻将或推牌九，我用这种技术都能赢钱。

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少爷”

，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

1936年在北京东方大饭店开了一个常房间，自己有包车，有各种衣服，我还是青帮家礼，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爷”

，背地里称“小孩王”

。

因为钱来得容易，去得也糊涂，什么人找我借钱或求帮，一概应允，颇有侠义气概。

要作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

日子一久我成了赌棍，于是一些朋友看不起我了，渐渐和我疏远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来。

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

我哥当团长，被日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