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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第1页）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1952年。

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

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

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

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

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道，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

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

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

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

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

“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

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以往历史”

太“满意”

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

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

（龚鹏程语），全是胡说。

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

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

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

（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

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1930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

？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

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