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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私信收尾记民治与独裁的论战（第1页）

二十五年前（1961年1月1日），我在《文星》杂志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文中我没有肯定大家注目的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却肯定了人所忽略的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

这篇文章引起大轰动。

后来钱思亮（当时的台大校长）告诉我：胡适本人看了，写了一封信给我，信还没写完，就心脏病突发，死了。

这封残信一直扣留在垄断胡适思想的人们手里，我至今未能看到。

胡适死前，对我不肯定他在学术上地位，不以为然；但对我肯定他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却很高兴。

因为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多少年来，都被忽视了、被不成比例地忽视了，经李敖做了发人未发的论断，自然胡适会引为知己。

《播种者胡适》在《播种者胡适》中，我的论断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一个新刺激，几个老朋友的“挟持”

，又引起了胡适大谈政治的热心，他创办了《独立评论》，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同时讨论当时的几个大问题，其中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便是影响深远的一场论战。

五四前后，中国似乎已沾染了19世纪以来的“多方性”

（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

在外表上，虽能保持一种“局促的平衡”

（uneasybalance），但是内部的酝酿还是很热烈。

九一八事变带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忧国之士个个都急于盘算如何使中国赶紧强起来，正巧当时正是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国的陶尔斐斯、苏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国推行“新政”

的罗斯福，都是时代的宠儿。

“新式的独裁政治”

弥漫了整个世界，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时髦的政治趋向，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对民主与议会怀疑了，尤其是胡适的几个朋友，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这些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

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了。

胡适早在《独立评论》第一期里，就抨击过这种时尚的政论，他那时就主张：“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

（《宪政问题》）一年半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冲来了，涌起了一片拥护独裁的浪潮。

这时候胡适当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让他的信念在左右两派的极权夹击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独地抵抗这种浪潮。

这个抵抗持续了十五个月，为了“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下一种忠告”

：“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

，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

。

他说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

（《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三十二卷一号）这种鲜明的表示，虽然使他又一次做了乌鸦，但是无疑的，他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

二十三年（1934）11月27日，当局联名通电全国，终于公开表示了“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

，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也是民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处心积虑地怀疑中华民国的政体了，大家在民主宪政的远路上看到了第一块里程碑。

“民主”

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

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