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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虫草帽细高挑（第1页）

近来买了本新出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这本书我小时候很爱看，现在这本是新译的——众所周知，新译的书总是没有老版本好。

不过新版本也不是全无长处，篇首多了一篇吐温瞎编的兵工署长通告，而老版本把它删了。

通告里说：如有人胆敢在本书里寻找什么结构、道德寓意等等，一律逮捕、流放，乃至枪毙。

马克?吐温胆子不小，要是现在国内哪位作家胆敢仿此通告一番：如有人敢在我的书里寻找文化源流或可供解构的东西，一律把他逮捕、流放、枪毙，我看他会第一个被枪毙。

现在各种哲学，甚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点，都浩浩荡荡杀入了文学的领域。

作家都成了文化批评的对象，或者说，成了老太太的尿盆——挨呲儿的货。

连他们自己都从哲学或人类学上给自己找写作的依据，看起来着实可怜，这就叫人想起了电影《霸王别姬》里张丰毅演的角色，屁股上挨了板子，还要说：打得好，师傅保重。

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一种情形既然出现了，就必然有它的原因；再说，批评也是为了作家好。

但我现在靠写作为生，见了这种情形，总觉得憋气。

我家乡有句歇后语：长虫戴草帽，混充细高挑——老家人以为细高挑是种极美丽的身材，连长虫也来冒充。

文化批评就是揭去作家头上的草帽，使他们暴露出爬行动物的本色。

所谓文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文化——这是一种特殊的混沌，大家带着各种丑恶的心态生活在其中。

这些心态总要流露出来，这种流露就是写作——假如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作家们就一点正经的都没有，是帮混混。

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也不认识几个作家，没理由为作家叫屈。

说实在的，按学历我该站在批评的一方，而不是站在受批评的一方。

但若说文学事业的根基——写作，是这样一种东西，我还是不能同意。

过去我是学理科的。

按照Ｃ?Ｐ?格林的观点，正如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化，科学也是科学家的文化。

对科学的文化批评尚未兴起，而且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兴起。

但这不是说没人想要批评科学。

人文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总想拿数学、物理说事，给它们若干指导。

说归说，数学家、物理学家总是不理，说得实在外行时，就拿它当个笑话讲。

我当研究生时，有位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对统计学提出了批评，说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高深。

很显然，这位女士想要“解构”

数学的这一分支。

上课之前老师把这批评给大家念了念，师生一起捧腹大笑，其乐也融融——但文学家很少有这种欢笑的机会。

数学家笑，是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演算，也不做公式推导，哪怕你后现代哲学懂得再多，也没有理由对数学说三道四；但这句话文学家就不敢说。

同样是文化，怎么会有这种不同的境遇呢？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文学好像人人都懂，而数学，则远不是人人都懂得。

罗素先生说得好：人人理应平等，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

这一点在大学里看得最明白：搞科学哲学的教授，尽管名声很大，实际上见了学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结，而物理学家见了数学家，气焰也要减几分，因为就连爱因斯坦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

说起一门学问，我会你不会，咱俩就没法平等。

看起来，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种差别：他要巴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还有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因为不管谁说出句话来，你听不懂，就只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我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头。

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几下便宜手的人。

我知道一句话，估计除了德宏州的景颇人谁也听不懂：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