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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辽宁抚顺一位开发商，只因为曾经告过抚顺市的一位领导人，令这位领导人感到很没面子，居然就授意一个来历不明有过前科的无业人员，设局陷害这位开发商，不仅骗钱索贿，而且要置人于死地。

幸好，这位开发商中途识破了骗局，把这位领导人举报到辽宁省纪委。

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位抚顺市领导人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之后，这位倒霉的开发商却被一个接一个莫明其妙的官司缠上了身，所有财产连孩子的东西都被查封，无辜入狱，被无罪释放之后，依然有被再次“弄进去”

的危险，不得不东躲西藏，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告官的民，无意中触犯了两种潜规则。

其一，凡是做贼的人，最痛恨的，就是被人举报，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要报复，残酷地报复，因为如果容忍这种举报，他们偷窃的生涯就会遭遇致命威胁。

同理，凡贪官被举报者，不仅被举报的人痛恨异常，其他同病相怜者，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一样会痛恨举报者，因为他威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不法官员的整体。

其二，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有人有意无意当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如果碰巧这个官员是一把手，那么他更觉得天老大，他老二，不仅是民之父母，还是民之霸王，举报者不仅是破坏自己的威信，而且是破坏秩序，破坏伦理。

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反击这种恶意报复，无论它是来自一个人，还是来自一群人——　一群有权有势的人。

只要把报复行为遏制住，自然会有人乐意出头举报，那么，贪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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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之忧（1）

重大事故问责制度的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是为了强化安全管理，把官员的乌纱帽与事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而起到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的作用。

问责制度实行的现状是，但凡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直接和间接负责的官员一律按倒，就地免职或者建议辞职。

只是问责的这种威慑，起作用的机理，未必尽如制度设计之意。

官员们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通过正向的努力来保住乌纱帽。

但是也可能在出事之后，隐瞒实情，将死亡人数通过特殊处理降下来，使重大事故变得不那么重大，从而也可以保住乌纱帽。

在现实中，采取第一种措施，命里注定要困难得多。

就煤矿而言，众多小煤窑、矿窑，虽然很多都涉嫌滥采滥挖，安全不达标，但开矿容易，关闭则难，整治难度之大，真是难于上青天，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官场关系，涉及地方保护，涉及对外燃料原材料的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

即使是国有大矿，加强安全投入、购买设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职工培训，都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还要有得力的干部主持，花大精力投入。

现在，为官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载，往往整治未了人已下台或者调任。

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整治期间，自己的辖区就不出事，有时候由于正在调整，秩序反而更乱，出事的概率甚至可能更高，一旦出了事，功夫精力和资金白搭，跟那些什么事都不做者一样，接受处分。

相对而言，采用不正当的欺瞒，固然会冒一旦露馅遭到惩罚的风险，但是，一来反正都是个“死”

，冒险一下，说不定就瞒过去了。

二来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瞒住的可能性，防火防盗防记者，只要把媒体控制住，就*不离十。

前一阶段网上盛传江苏一个县，化工厂出事之后，全县上下立体动员，最终使所有媒体记者铩羽而归。

压力之下，不能对官员的道德觉悟有太多的期待，非让他们选择的话，我想多半是会倾向于选择不作为，出了事再设法处置，能瞒则瞒，实在瞒不了，则自认倒霉就是。

也许更糟的是，真正老实作为的官员，在事故处理中，未必会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场更好，往往恰恰相反。

老实人吃亏，是现阶段官场的严酷现实，很多时候，耍滑者作的恶，最后却是老实人顶雷，这种现状，无疑起了鼓励人们作伪的反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现在的问责制，能否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是不是会导致事故还是事故，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隐瞒上面，一面人为地“减少”

死亡人数，一面暗中安抚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风险越高，官员们趋利避害的动机也就越强烈。

在历史上，一种制度的设计，最后达到的效果跟设计初衷完全相反的事是很多的。

比如中唐之后，设置监军，原本是为了防止军队叛逃，但监军来了之后，不仅叛逃问题没有解决，将领反而对宦官的指手划脚更加反感，即使不叛变，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废相，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权，大权旁落，但结果却造成了太监专权，而且专权得非常离谱，比大臣专权还要糟上一万倍。

因此，现在的重大事故问责制，大有完善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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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之忧（2）

首先，不仅应该有行政系统垂直的问责，更应该有同级人大的平行问责。

在理论上，地方官员都是人大选举出来的，理应由人大出面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