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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入侵艺术馆（第2页）

《我牙齿的故事》的再版和翻译，更是一场游戏。

喜欢令作品不断进化的路易塞利，为中译本贡献了修改后的手稿。

中译本和西语原版、英译本相比，有诸多结构调整和内容修改。

在翻译过程中，路易塞利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和自由。

我们俩住在同一个城市。

在翻译这部小说之前，我作为读者去过几次读书会，对瓦莱里娅的印象也仅限于她是近几年在北美兴起的西语美洲文学潮最重要的青年作家之一。

去年秋天，我和几位同学邀请她和另外三位女作家来系里讲座。

一经接触，我发现她是个有趣而认真的人。

有一次我问她，“güeradehuipil”

这个自相矛盾的文化形象怎么翻译才好：“胡依皮尔”

本是墨西哥和中美洲黑发印第安居民的传统服饰；而这组词直译过来，是“穿着胡依皮尔、金发碧眼的白人姑娘”

。

她本给我写了一段长长回复，但后来索性删了，将这个问题发到推特上，大家一起讨论：有建议用“金色拖鞋”

（chancladeoro）这个比喻作为解释的，还有“逛精品时装店的嬉皮士”

（hippiedeboutique）；还有人贴出了以此造型制作的一对人偶。

带着游戏的心态，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试图跟随着原文活泼的墨西哥方言，为了让文字变得鲜活有趣而采用了更为口语化的表述。

我试图跟随着游走在大街小巷的主人公，绘出一幅“失意收藏家的墨城地图”

。

这幅地图是破碎、流动且不稳定的，就像是一个空间游戏。

这让我想起了路易塞利曾为《卫报》撰写的一篇名为《楼顶房间的入侵者》（Intrusosenloscuartosdeazotea）的文章。

去年她在北大西葡语系的讲座就是关于这个题目。

《楼顶房间的入侵者》关于另一个空间游戏，关于在20世纪初一群爬到房顶上引领了艺术革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他们占据了原本是工薪阶层或低收入人群住所的楼顶房，改变了楼顶房所代表的意义，并在艺术和生活之间搭了一座桥。

路易塞利在文章最后写道：“从这层意义上讲，屋顶房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住户们可以被看作译者：他们在城市的里外之间搭桥，在英语和西语世界之间搭桥，在墨西哥土著人口和墨西哥精英阶层之间搭桥，在本土和异国之间搭桥。”

就像那群房顶上的艺术家，《我牙齿的故事》的主人公在城市空间中游走的行为也不自觉地带着“入侵推倒隔断搭桥”

的意味。

如德·塞杜所说，城市漫游者以行走作为日常“战术”

（tactics）来改变着空间权力规则、打破固有的空间隔断。

我们的主人公高速路骑着自行车在街头四处收集藏品，在迪斯尼乐园大街上建起了自己的“艺术馆”

，然后进行了一场“去博物馆化”

（demusealization）的游戏：他和同伴们“入侵”

了艺术馆，将展品们从赋予艺术意义（或很多情况下，将意义强加于展品）的空间中剥离，然后通过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埃卡特佩克寓言故事”

令它们重生。

动笔之前，我跑到家附近一个叫做“鸽子”

的墨西哥小杂货铺，买了一兜子胡麦克斯桃子汁。

我一边喝着甜滋滋的果汁，一边幻想着自己也翻进了胡麦克斯艺术馆，推倒了连着果汁厂的那面墙。

郑楠

2017年6月10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