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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至于国际形势，任何人关于30年代的记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后来事件的影响，儿童的记忆也是如此。

但是，我记得，我的父母对国联的软弱表示不安，因为当1935年阿比西尼亚遭到意大利入侵时国联没有给予支援。

我们对独裁者极不信任。

当时我们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了解不多。

但是，我的父亲与很多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们不同。

有些支持佛朗哥的人提出，应该支持法西斯政权，认为这是打败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

我的父亲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

他相信，自由社会比这两种制度都好。

我自己也很快树立了这种信念。

在宣战之前我们对希特勒就有了自己的看法。

在电影院观看新闻短片时，对黑衫党大摇大摆地游行集会感到厌恶，而且很不理解。

这与我们的温文尔雅自我约束的平民生活迥然不同。

通过阅读我们还了解到大量关于法西斯政权的野蛮和荒谬的事实。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认为与独裁者的战争不是一种可怕的前景。

如果可能，应该避免这种前景。

在我们的阁楼里有一大批杂志，其中有一些关于大战的著名照片，一队英国士兵被介子气毒瞎了眼睛，他们正在走向治疗站，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边人的肩上，由前边的人领路。

怀着最好的希望，我们作了最坏的准备。

早在1938年9月，也就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时，母亲和我就买了许多码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

我的父亲投入大量精力组织镇上的防空。

后来他说，“ARP”

（防空措施的英文缩写）代表阿尔夫·罗伯茨的炼狱（他的名字的缩写）。

由于防空耗费了他的大量时间，他没有时间干其他事了。

30年代影响最为广泛的神话也许是这样的说法，即右翼而不是左翼最为热衷绥靖政策，从我自己在一个政治上高度右倾的家庭经历来看，以及从我的记忆中当德国人已经进入布拉格时工党实际上怎样投票反对征兵来看，我都不能吞下这种观点。

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当时的绥靖气氛是很浓的，人们的政治观点受到局限。

这个问题影响的广泛性在1935年的大选中表现出来。

我当时10岁，在这次大选中从政治方面得到了锻炼。

事实将会表明，我们的家庭本来就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

尽管这里边蕴含着严肃的义务感，政治也是乐趣。

我当时还大小，不能为我父亲竟选市议员作宣传。

但是，我得到一项工作，折叠那些鲜红的宣传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传单。

传单上的红颜色染到我的湿润的手指上。

有人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

维克托爵士的当选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选举那天，我的重要任务是在保守党委员会办公室和投票站（我们的学校）之间来口传递投票情况的信息。

最终，我们的候选人当选了，尽管我们的多数票从16000减少到6000。

我当时不理解关于重整军备和国联问题的争论。

那次竟选很艰苦，面对着“为和平投票”

积极分子的竞争，而且还有阿比西尼亚战争这个背景。

后来，当我十几岁时，我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争论，鲍德温在竟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人们普遍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面临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