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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让我的居室和生活拥挤不堪（第1页）

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转型年代的特征，我们在思想上左冲右突，其慌乱和惊心宛若物质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我第一次有记忆的阅读经验应该是10岁那年。

刚刚认得了上千个汉字的我，读的第一本“成年读物”

是繁体字的《三国演义》，它是“文革”

前的遗物，黄旧不堪，躺在一个大木箱子的杂物之中，好像已经等了我很多年。

就是这本书让我终生喜欢大鼓齐鸣的刚烈文字，而对婉约温润的风格不以为然。

和许多人一样，在读大学前，我的整个阅读是非常枯燥的，以教科书为主。

而我是1986年进的大学，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出版很活跃的一段时期。

诗歌是年轻人的最爱，我记得谢冕编过一套《朦胧诗选》，当时非常喜欢。

那时候大学里最流行读的书就是存在主义，于是读了最多存在主义的作品，如尼采、萨特，我们这一代人受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让我印象深刻，他后来会“转型”

成一位心灵鸡汤型的导师，让我非常吃惊。

我在上海读书，而女朋友在杭州，大学4年没有条件见面谈恋爱，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

我是学新闻的，课程比其他系的同学都要轻松，所以就在图书馆读书，一排一排地读，从一楼一直读到了阁楼，复旦图书馆的阁楼是向研究生和博士生开放的，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到阁楼上去读书了。

那时候的阅读是一种集体阅读，集中在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

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的书我印象没有多少，但我看张季鸾的所有作品，就是他当年办《大公报》时写的评论，印象很深。

因为从这些作品里你看到的是这个职业的气节，以及敏锐性。

新闻是很容易做得平庸的一种职业，特别是做得时间越长，抱怨和不平衡就会越大，老是写字会感觉得不偿失，但一旦停止写字也就失去了你的价值。

做媒体的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情绪里。

但是我当了十多年记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在大学里我读过这样的作品，我知道一个好记者应该怎样让自己留下来。

当年的许多政治人物都烟消云散了，但我们依然能记住这些记者的名字与作品。

这些作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职业和人生的价值观。

对我影响大的经济学读物有两本，我接触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就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我也是凭借这本书进入新华社工作的。

因为当时要考取新华分社，新华社招人一般都会从实习生里选拔，而我没有在那里实习过，所以他们考我就是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此，我开始了13年的商业记者生涯。

另外一本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曼昆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技巧让我很着迷。

在过去20年里，我读了很多财经类图书，如韦尔奇的管理书籍、《长尾理论》，等等，但是如果比较范围是30年，这些书对我的影响还不如一本《三国演义》大。

我后来成了一个专业从事企业案例和经济史写作的财经作家，在这个领域中，有两位顶级高手：美国的理查德·泰德罗和英国的尼尔·弗格森，他们都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年富力强。

泰德罗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让我见识到当世欧美学者的财经写作高度。

尼尔·弗格森的创作更勤勉，《文明》、《货币的崛起》、《巨人》以及五卷本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堪称精品，他在建构一个宏大题材时的自信、从容及充满了偏见的武断，在当代非虚构类作家中很是少见，他的写作非常迷人。

至于华人经济学家，我最喜欢的是张五常的作品。

当初读到他的《卖桔者言》时，感觉以这样的手法来写一本经济学书实在很有趣，读他的《经济解释》更是震慑于他的智力。

后来我写《激荡三十年》，便恳请张五常为我题写书名，他在西湖边的一个茶楼里，铺纸研墨，一口气连写了十多遍，那股认真劲令人难以忘怀。

我向他请教做学问的办法，他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

这段话，值得抄在这里送给所有的年轻朋友们。

我现在每年买200本书，也就是每年在家里添一个双门书柜，书籍让我的居室和生活拥挤不堪。

望着这些新旧不一的“朋友”

，我终于发现，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单调的年代，也许没有一个年代的人、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们——像我们这样的五谷杂粮、精粗不弃，为了求得寸及的进步，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态，这是一个转型年代的特征，我们在思想上左冲右突，其慌乱和惊心宛若物质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中国的成长高度，并不以所谓的“全球第一高楼”

为标志，而是以我们的思想为标准。

我们的书单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一个辽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