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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诗人在奔跑（第1页）

在每个诗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挣脱了他的母亲，开始逃跑。

不久前，他还在顺从地朝前走，他的姐姐伊莎贝尔的维塔利走在前面，他和弟弟弗雷德里克排在后面，他的母亲象一个军事指挥官走在最后。

年复一年，她就是这样使她的孩子们在沙勒维尔[1]的大街上列队行进。

[1]法国阿登省城市，兰波的家乡。

当他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挣脱了她的控制。

警察在巴黎抓住了他。

他的老师伊泽蒙巴德和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是的，就是在他头发里捉虱子的那几个女人）收容了他几个星期。

然后他的母亲来领他回去，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在他们冷冷的拥抱中，她的双臂再次搂住他。

但阿瑟·兰波继续逃走，一次又一次，一个颈圈牢牢地拴住他的脖子，一边逃跑一边写诗。

这一年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炮声在沙勒维尔回响，这样的形势特别有利于逃跑；抒情诗人们怀旧似的被战斗的枪声吸引住了。

他那有着畸形大腿的矮小身躯穿上了轻骑兵的服装。

十八岁的莱蒙托夫成了一个士兵，逃离了他的祖母和她那令人厌烦的爱。

他用揭示人们灵魂的笔来交换打开世界之门的手枪。

因为如果我们把一颗子弹送进另一个人的胸膛，就好象我们自己进入了这个胸膛，而另一个人的心脏——就是世界。

自从他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后，雅罗米尔就一直在跑，他的逃跑后面同样跟着战斗的回响。

它不是隆隆的枪炮声，而是政治大动荡的吼声。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士兵仅仅是装饰品，真正的战斗在别处。

雅罗米尔一直在勤奋地参加政治学系的学习。

他已经停止了写诗。

革命和青年紧紧地联合在一起。

一场革命能给成年人什么允诺呢？对一些人来说，它带来耻辱，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带来好处。

但即使这一好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仅仅对生活中糟糕的那一半有影响，除了它的有利外，它也需要变化无常，令人精疲力尽的活动，以及固定习惯的大变动。

青年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没有罪恶的负担，革命可以接受所有的年轻人。

革命时期的变化无常对青年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受到挑战的正是父辈的世界。

刚刚进入成熟的年龄，成人世界的壁垒就哗啦啦倾塌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1948年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捷克大学里，共产党员教授只占少数。

因此，如果革命要保证它对学术界的影响，就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学生。

雅罗米尔积极参加了青年委员会的活动，在大学考试期间，他担任了这个组织的监考人员。

他向政治委员会提交有关教授们考试方法和他们政治观点的报告，结果受到考查的实际上是教授而不是学生。

但是，当雅罗米尔向委员会汇报时，他同样受到了严厉的考查。

他不得不回答那些严肃热情的年轻党员提出的问题，他希望找到能使他们满意的言词：当年轻人的教育处在利害攸关的时候，妥协就是犯罪，具有陈腐观点的教师是过时的，未来将完全是崭新的，否则就根本不是未来。

那些一夜间就改变了观点的教师是不可信任的；未来将是纯洁的，否则它将是可耻的。

如果雅罗米尔已成了一名可以影响成年人命运的热情的工作人员，我们还能坚持说他在逃跑吗？他不是仿佛已经跑到终点了吗？

一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