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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并把他们赶回了广西。

这是这场长期战争中的转折点。

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战场上，蒋介石没有看到中国可悲的现实。

是因为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呢？还是他那极度的自信使他不自觉地忽视了那些应该引起重视的消息？这很难说清楚。

他自己并没有腐化（如果不算权力腐化），但其他一切都具备了：由于他容不得反对意见，喜欢浮夸胜过喜欢实话，而且不愿听到与他的乐观态度相矛盾的事实。

所以他的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人。

还都之前，在重庆许多人都说当时他的助手常常伪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放心。

没有人告诉他物价飞涨，食品短缺，也没人汇报普通人每天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

社会底层的公务员、教授、老师和学生都在饥饿线上挣扎。

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更低层的人们一样，愿意承受战争带来的牺牲；但是，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周围的人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聚敛财富，自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

国民党的官员，有靠山的人以及发战争横财的人，享有很大的特权。

因此，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民主同盟。

他们不一定是亲共产党的，但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国民党秘密特务的所作所为也让人厌恶，他们捕风捉影，随意逮捕政治嫌疑犯。

实际上，这些特务根本不讲究所谓的“秘密”

，他们往往是露自己的身份，以使周围的人害怕他们。

对于局势的日益混乱和人民日益的不满，视听闭塞的委员长也一定略有所闻，也许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在1944年底，他为了提高效率，作了一些调整。

腐败无能的孔祥熙终于被撤下去了，由他的大舅子，对他十分轻蔑的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

宋子文离开外交部造成的空缺，蒋介石让温和谦逊、工作勤勉的王世杰填补。

就连根基深厚的何应钦将军也靠边站了，他在军队方面谋取私利所造成的混乱可与孔祥熙相比。

接任他军务部长职位的是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陈诚将军。

但是，何将军并没完全失去把军队的战斗力搞得不能再低的一切权力，他还是个总参谋长。

一旦宋子文身居要职、委员长对那些眼不见为净的事就不能不管了，因为他的这个读过哈佛大学的大舅子坦率直言，是中国很少的几个敢于在最高上司面前陈述自己思想的人之一。

但是，这也无济于事。

蒋介石曾向马歇尔将军说过，一般的经济规律无法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产生作用。

孔祥熙印钞票，是因为这是推动国家运转的最简便的方式，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这样做能起作用。

尽管宋子文努力苦干，忙得不亦乐乎，他仍无力克服委员长存心设置的障碍，政府对国家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到1947年竟占用了高达80％的国家预算。

这样，宋子文也只好去印钞票。

在缅甸，当贵州的战役还在进行时，史迪威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艰苦而又辉煌的胜利。

这些胜利绝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手下的中国部队。

到1945年1月底，缅甸西北部的利多公路已与通往昆明的老缅甸公路部分接通，这样，日本长时间的封锁终于被打开了。

1月28日，首批陆上运输队的500辆卡车到达中国。

为了表示历史的公正，蒋介石将这条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然而，史迪威将军并没有享受到这一迟来的荣耀，他当时已离开了中国。

1944年夏天，他与委员长的长期争吵变成了一场危机。

从罗斯福总统拍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矛盾的激化过程。

在一段时间里，总统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像对牛弹琴。

这是宋子文造成的，尽管他在当时的国内事务上能直言不讳，但出于谨慎和他自己的外交策略，他不让蒋介石听到白宫的直截了当的抱怨；在翻译罗斯福的电报时，他把可能惹蒋介石生气的段落全部删掉了。

史迪威曾通过他的保护人马歇尔将军提到过他的老论调，暗示唯一让中国全力投入战争的方法就是让他（史迪威）取代蒋介石做最高司令，统帅中国境内的中国和美国的部队。

1944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建议，罗斯福于7月6日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认为史迪成是“有权协调所有雇华盟军，包括共产党部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