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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在奕？等人的策划下，清廷任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想逼使他也不能不涉及洋务。

但倭仁表示坚辞，未获批准，便称病乞假。

当倭仁在洋务派的步步进逼下处境十分尴尬的时候，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以“天象示警”

来为顽固派辩护。

他指说今年春季以来久旱不雨，疫疠流行，是“天象示警”

，“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认为总理衙门请求设立同文馆是“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

，“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

。

为了“杜乱萌而端风教，弭天变而顺人心”

，必须“收回成命”

，将同文馆予以裁撤，或者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

他认为中国欲求自强，只需要“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

，“作忠义之气于行间，尽教养之怀于民上”

，则洋人虽众，枪炮虽利，轮船虽多，亦断不敢肆虐于中国。

他强调西方国家乃中国之“敌国”

与“世仇”

，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师事仇敌”

，“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

。

而科甲正途人员一旦使之师事仇敌，则“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

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节概不讲”

，后果非常可怕。

他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宁可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可向敌人学习。

杨廷熙自恃有倭仁为后台，又掌握儒学正统“话语权”

，所以在奏折中还肆无忌惮地攻击总理衙门诸大臣，甚至直接涉及清廷最高统治者：“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

，该衙门大臣“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

。

顽固派不仅从抽象的理学角度反驳洋务派，而且把主张学习西方者扣上了“师事夷人”

、“奉夷为师”

、“师事仇敌”

等类似于“里通外国”

、“汉奸”

等政治性大帽子，在近代中国屡被侵略的背景下，这种言辞更易激起人们的义愤。

最后，奕？等人只能以自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

相挟。

看到两派势同水火，争论愈演愈烈，继续下去将使朝政瘫痪，清廷便于1867年6月30日发布“上谕”